王履(约1332～1391)，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山人，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明史·王履传》载，王履“学医于金华朱彦修，尽得其传”，因而成为朱氏得意弟子之一。据《苏州府志》载，明初王履曾一度为秦王府良医正。其著述有《医经溯洄集》、《伤寒立法考》、《医史补传》、《百病钩玄》等，但流传至今者仅《医经溯洄集》二十一篇，内容包括对《内经》、《本草经》、《难经》、《伤寒论》等的阐发以及对古代20余位名医的某些述评。王履在吸取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其个人心得，对伤寒与温病加以比较和区别，主要是对上述二者的概念、病因病机、诊治原则等作了较详细地阐述，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认为温病是感天地恶毒之气所致。他突破前人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强调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医经溯徊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对伤寒温病的治疗，他主张伤寒可法仲景，温病首清里热，说“凡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热而表自解者”(《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此外，他提出了真中风与类中风之区别，说“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医经溯洄集·中风辨》)。王履除具有较高医学造诣外，还擅长诗文绘画，《明史》称“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

(一)对“亢害承制”的阐发

《素问·六微旨大论》阐述五运六气的关系，着重于“亢则害，承乃制”这种关于事物一常一变的运动变化，后世医家对此有过阐述，但王氏结合到人体，从生理、病理着手，论述得更加精辟切实。

安道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承，犹随也……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者，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亢为气之甚，承所以防其甚，如木甚则为风，火甚即为热，不甚便无风无热，而失去了木火的作用。当其甚而未至于过极，则制木之金和制火之水，仅随之而已。当其甚而过极，金气便起而制木，水气便起而制火，以维持其相对平衡，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相反，若木火之气不甚，或甚而过极，金水之气不能制之，则为病理现象。即脏腑功能低下，或一脏功能亢进，而胜之之脏不能制之，均属病理现象，正如他说：“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概之，王氏认为从生理言，人体存在一个“亢而自制”的机制；从病理言，若无亢，或“亢而不能自制”，均是发生疾病之机制。若有这种情况发生，需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助之，制其亢，除其害，以恢复脏腑之间的动态平衡，达到除疾之目的。

(二)对四气发病的分析

四气所伤之说，原出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四时之气，更伤于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等论述。对此，历代医家都以四气之因来推论其病理变化，惟王氏认为应当从现有的病情来剖析其致病之因。他认为，人体被四气所伤，并不一定会发病，即使发病，由于人体的体质有强弱，正气有虚实，时令有太过不及之异，其病情亦有差异。故王氏提出，应当从现有的病情来推论其致病之因，而不是由病因来推论病情。这体现了他的审证求因之观点。王氏结合临床实践，对《内经》四伤之说作了平易通达的解说，可谓是解经之中别开生面者。若仅从四气之因，遂断其必发某病，显然过于机械、绝对，必须根据现有形诊，结合邪气的聚散、正气的虚实、时令的太过与不及等方面来推测其致病之源，预测病情之变，方可避免穿凿之弊，故“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表明了他在发病学上的辨证观点和治学上的求实精神。

(三)对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

《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则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则愈。”后世医家对此的阐述，均不切临床实际。惟王氏解释此说，辞简理明而切合实际。他认为阴盛阳虚指寒邪外客，阳虚指卫阳虚，阴盛指寒邪盛；阳盛阴虚为热邪内炽，阳盛指阳热炽，阴虚指热邪伤阴。寒客于表，故汗之愈，下之则表邪入里而病重；里热内炽，当下其阳热，坚其阴津则愈，汗之则反助其热，重伤其阴故病重。概之，他以阴阳之盛，言寒热病邪，以阴阳之虚，言表里之精气，不仅于理通达，而且切合临床。

《难经·七十五难》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东方者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者肺也，则知肺虚……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后世解此论者，均未阐发切当，而王氏却独具卓识。他指出：“子能令母实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虚一句，言治法也。”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能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此即“子能令母实”之义。如治以补水泻火，使水胜火，子火势退而不助母木，则木气自衰；而水为木之母，此为“母能令子虚”之义。所谓虚，是指抑制其太过而使其衰也，运用补水泻火之法，使火退则金不受火克而制木，土又不受木克而能生金。虽不补金，而金自受益，所谓“不治之治”。

(四)论伤寒、温暑治各不同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而即病者，称为“伤寒”，有不即病，过时而发于春夏者，即称为温暑。对其治疗，在温病学尚未成熟阶段，人们多以伤寒方通治之。对此，王氏持反对态度，认为伤寒、温暑之治不同。他说：“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于后人……仲景之书，本为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夫仲景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也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伤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谓其法通为伤寒、温暑设，吁!此非识流而昧其源者欤？”他认为，对于温热病，“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他指出，伤寒、温病和暑病各“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如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然自内而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因此，他根据温暑的病理特点，提出治疗方针：“夫温病、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胜于左手者，诚由怫热在内故也……凡温病、热病，若无外感，表证虽间见，而里证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证自解者”。可见，王氏治温热以清里热为主。

(五)首创真中、类中说

古人论中风，以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症，多因风而致，故用大小续命、排风、八风等汤散治之。安道指出：“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予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王氏此论，不仅首创了真中、类中之说，而且，也把不同学说融会贯通于一说，使中风理论渐趋完善，这对明清医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从以上内容可见，安道治学，虽本于震亨“一断于经”之旨，但并不为经所囿，总以征诸实践而为“断经”的根据，对前人之说敢于发表新见而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神农尝百草论

亢则害承乃制论

四气所伤论

张仲景伤寒立法考

伤寒温病热病说

伤寒三阴病或寒或热辨

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

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伤寒四逆厥辨

呕吐干呕哕咳逆辨

中风辨

中暑中热辨

积热沉寒论

泻南方补北方论

五郁论

二阳病论

煎厥论

八味丸用泽泻论

小便原委论

内伤余议

外伤内伤所受经言异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