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目病首重《内经》、《难经》之源

倪氏在论目病时，始终不离《内经》、《难经》的根本理论，并能将其灵活地用于论证各类目病之中。如在“淫热反剋之病”篇中说：“膏粱之变，滋味过也，气血俱盛，禀受厚也；亢阳上炎，阴不济也。足厥阴肝为木，木生火，母妊子，子以淫胜，祸发反剋，而肝开窍于目，故肝受剋，而目亦受病也。”又如在“内急外驰之病”篇中说：“阴阳以和为本，过与不及，病皆生焉。急者，紧缩不解也；弛者，宽纵不收也。紧缩属阳，宽纵属阴，不解不收，皆为病也。”又在“血气不分混而遂结之病”篇中指出：“阴平阳秘，气行血随，各得其调……反此，则阴阳不平秘，气血不行随，各不得其调矣……大抵血气如此，不欲相混，混则为阻，阻则成结。”仅从以上举例看出，倪氏将《内经》、《难经》中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等理论，有机地结合到眼病的生理病理上，从而丰富了中医眼科的基本理论。

历代许多医家以外障目病为六淫外感所致，内障由七情内伤而成，而又特别强调内障目病多因肝肾虚损而致，相沿成俗，习以为常。倪氏则认为，此种区分，仅言其常，如拘执不化，势必陷入一偏之见。因此他在“阴弱不能配阳之病”篇中明确指出，内障目病的成因不仅只是七情内伤或肝肾虚损所致，六淫之邪同样可导致内障目病的发生。他运用《内经》的理论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内障目病的成因。由此可知，倪氏则能发前人之未发，而补充了眼科理论之所未备。

二、诊目病独创目病病因分类

诊目病，历来多以“目为肝窍”为据，唐、宋以后则有五轮八廓分部之诊法，而倪氏不为五轮八廓所拘泥，倡导整体综合辨证，创目病病因分类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创立病因分类法：自《秘传眼科龙木论》提出五轮八廓以来，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和遵循，而历代眼科又多以症命名，故有名目繁杂的七十二症之说，难以得其要领，且易演成一症一方之机械格局。倪氏在研究了前代医家著作的基础上，将散漫纷纭的种种眼病，按其发病原因分为十八类，对每一病因所导致的各种目病症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每一目病发生的病机做了透彻的分析，认为不同的眼病可以有共同的发病原因，而同一眼病又可以由不同的原因而致。如在“淫热反剋之病”篇，概括了白睛疾病、睑弦赤烂、椒疮等，在“风热不制之病”篇中，概括了黑睛的几种不同翳障目病；在“气为怒伤散而不聚之病”篇中，概括了云雾移睛、视瞻昏渺、视一为二、青盲、暴盲等病证；又如在“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篇中，对目赤一症就认为是多种原因所致。总之，倪氏此种分类方法，不拘五轮八廓辨证的局限性，增强了系统性和完整性，在眼病治疗上可达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之目的。

(二)诊病注意整体性：眼科自唐、宋逐步分科以来，有的医家则多偏重于局部病变的诊察，而对于整体情况有所忽视，从而影响了眼病诊治水平的提高，而倪氏在分析各类眼病的病机时，都能从整体出发，将眼病与全身脏腑、经络、气血等紧密地连系起来，如在“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篇中指出：“或因七情内伤，五贼外攘，饥饱不节，劳役异常，足阳明胃之脉，足太阴脾之脉，为戊己二土，生生之原也。七情五贼，总伤二脉，饥饱伤胃，劳役伤脾，戊己既病，则生生自然之体，不能为生生自然之用，故致其病。”又如在“亡血过多之病”篇中指出：“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当归养营汤主之……复其血，使其所养则愈。”从以上看出，倪氏在诊目病时注重整体性，统观全局，确有其独到之处，开拓了眼科临床诊断的视野和思路，有助于揭示眼病的内在本质，对纠正当时眼科的片面性，促进眼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治目病勤求博采众家之长

倪氏在诊治目病中仍以《内经》理论为宗旨，运用前人经验，不囿一家之言，而是博采众家之长，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见解。

(一)论理不囿一家言：虽然倪氏处在元末明初时代，金元四大家对医学界影响较大，但倪氏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而在眼科临床实践中，则灵活运用前人的经验，使之有机地结合，并加以发挥，实为既源于前人，而又高于前人。如倪氏在论目病中，也多处提到火热之说，但他也并不赞成“目眯(昧)不明，目赤肿痛，翳膜眦疡皆为热”及“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之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篇中指出：“世病目赤为热，人所共知者也，然不审其赤分数等，各治不同。有白睛纯赤如火，热气炙人者，乃淫热反剋之病也，治如淫热反剋之病；有白有赤而肿胀，外睫虚浮者，乃风热不制之病也，治如风热不制之病；有白睛淡赤而细脉深红、纵横错贯者，乃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治如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倪氏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认为，热邪所致之目病，应针对不同情况，局部症状和全身表现，综合分析进行治疗，不能一见目赤肿，概以寒凉之品投之，而且还在多处提出了慎用寒凉之品以及中病即止的观点，对矫正眼病滥用寒凉之时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倪氏亦重视脾胃受损而导致之目病，因而也时常注意保护脾胃之气。如在“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篇中指出，七情内伤，五贼外扰，饥饱不节，劳役异常，皆能损伤脾胃，而出现眼珠红赤，痛如针刺，或眼睫无力，常欲闭垂，不能久视，或生翳点，如缕、如锥、如凿等，宜用升发阳气之药品治之，最忌用大黄、芒硝、牵牛、石膏、栀子之剂，犯所忌，则病愈厉。实践证明这些论述对眼科临床帮助很大。

(二)分经辨证治目病：倪氏在诊治目病时，既注意整体综合，又精于局部辨析，分经论治。如在“风热不制之病”篇中指出：“然必要明经络，遮能应手。翳凡自内眦而出，为手太阳、足太阳受邪，治在小肠、膀胱经，加蔓荆子、苍术、羌活胜风汤主之，自锐眦客主人而入者，为足少阳、手少阳、手太阳受邪，治在胆与三焦、小肠经，加龙胆草、藁本，少加人参，羌活胜风汤主之；自目系而下者，为足厥阴、手少阴受邪，治在肝经、心经，加黄连、倍加柴胡，羌活胜风汤主之，自抵过而上者，为手太阳受邪，治在小肠经，加木通、五味子，羌活胜风汤主之。”推本溯源，倪氏此种诊治目病之法，实从《内经》悟出。《灵枢·论疾诊尺》篇曰，“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在“为物所伤之病”篇中，则根据眼之受伤部位及邪气入目之不同情况，按经络进行论治。可见倪氏在诊治目病，遣方用药上，无不从经络入手，强调了经络在眼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他的这种独特辨证方法，与五轮八廓诊法鼎足而立，成为眼科辨证的一种基本方法。

总之，倪氏在眼病的诊治中，既遵古训，又不执偏，在用苦寒降泻之品时，则予苦心权变，与世俗之态用寒凉形成鲜明对比；在用辛甘温升补时，既注重调补脾胃之气，而又兼顾心肝肾阴血，可谓不落前人之俗套。因而在目病的诊治中，自成一家风格，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序

《原机启微》一书，敕山老人所着也。敕山吴人，生胜国时，卒于洪武初，少受书碧山汤公，得其疏通知远之旨，好积坟素，多至五千卷，为重屋栖之。恣其探讨，以才博闻，或劝之仕，则曰富贵有命，不可强也。时元季崩剥，意不欲仕乱世，故谩应云，晚置别墅于敕山，逍遥物外，自称敕山老人，人亦随称之。敕山尝读《黄帝内经》，慨然叹曰∶穷而在下，可以济人利物者，其惟医乎。乃益发古今方书，研究而会通之。不数年，尽能工其术。其治人，无问贵贱男女，内外大小，凡所治咸效，专以慈仁为意，未尝邀报谢，故施惠博而道益尊。浙河之西，其声 然震也。是书载治眼一科，书凡二卷。上卷论病疾之原，下卷论方剂之宜，以及君臣佐使、从逆反正之义。其说甚明，使人可按疾而治。治罔不奇效者，敕山之用心如此，可谓仁矣。他所着方书，并行于世，不特专是科也。今之为医者，大抵守师说，如伤寒、内伤、带下、小儿，各专门自高，殊不能相通，此岂可与论玄命之奥哉。治眼绝无古传方，虽张仲景、李明之诸公，论医之详，庶几神妙，而于是犹略略也。后之学人无所师，故目疾为最难治。夫医者，意也，非其心明乎天人之际，察乎古今之变，卓然有所见焉，乌可以易言哉。是书析理精明，法制具备，文词尔雅，成一家言，殆有超乎方术之外者，虽达之为政可也。敕山之学，其能以涯 窥乎。予旧藏写本，顾多讹谬，不敢轻以试人。南京太医院院判薛公新甫见之曰∶此书予求之久矣，今幸见之先生所，请梓焉以广其传，仍撰次己所见闻为一卷附于后。薛公亦吴人，以医显，生平着述甚富，藏之尚方，副在家集，能行其学人也。此书之传绝，且百余年，至新甫而复行，后之人日蒙利焉，新甫可谓同敕山之用心矣。敕山姓倪氏，名维德，其行事具宋太史墓铭，予但序是书之始末云。

嘉靖壬辰春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长洲王庭书

卷之上

淫热反克之病

风热不制之病

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

血为邪胜凝而不行之病

气为怒伤散而不聚之病

血气不分混而遂结之病

热积必溃之病

阳衰不能抗阴之病

阴弱不能配阳之病

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

内急外弛之病

奇经客邪之病

为物所伤之病

伤寒愈后之病

强阳抟实阴之病

亡血过多之病

斑疹余毒之病

深疳为害之病

卷之下

君臣佐使逆从反正说

附方

附录

论目为血脉之宗

论目昏赤肿翳膜皆属于热

论眼证分表里治

论目疾宜出血最急

论内障外障

论瞳子散大

论倒睫赤烂

论目不能远视为阴气不足

论目疾分三因

论偷针眼

先哲治验

附方

治风之剂

治热之剂

治风热之剂

理血之剂

理气之剂

养阳之剂

滋阴之剂

养阳滋阴之剂

治障翳诸方

点洗诸方

灸雀目疳眼法

附东垣诸先生治法

肾脏风眼

小儿五脏目疾

小儿雀盲眼

小儿肝脾等眼疾

飞丝尘垢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