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用和，字子礼，江西庐山人，生活于南宋庆元至咸淳年间（公元1195～1265年）。严氏八岁喜读书，年十二受学于同里刘开先生门下，“独荷予进，而命心传”。十七岁悬壶济世，“四方士夫，曾不以少年浅学，而邀间者踵至”(《重订严氏济生方·原序一》)。

严氏夙嗜方书，留心医学五十余年，因慨念世变有古今之殊，风土有燥湿之异，而人之禀亦有厚薄之不齐，故若概执古方以疗今之病，则往往凿柄不入。于是审度时宜，“采古人可用之方，所学已试之效，疏其论治”，“凡八十，制方凡四百，总为十卷，名为《济生方》”(《重订严氏济生方·原序二》)。其原序称，此书“不惟可以备卫生之家缓急之需，抑以示平日师传济生之实意云”(《重订严氏济生方·原序一》)。十五年后，严氏又感到“间有前书所未备而不可尽索者，因著《续方》，为方又九十，为评二十四，用锓诸梓，以广其传”(《重订严氏济生方·原序二》)。

严氏《济生方》对近70种病证的归纳，有论有方，内容丰富，充分反映了严氏重脏腑、重脾肾、重调气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辨证论治经验。兹分述如下。

(一)脏腑虚实论治

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宋代医家对于脏腑实热、虚寒的辨证论治，进行了新的总结和归纳，严氏则是贡献比较突出的医家。严氏受《中藏经》和孙思邈《千金要方》的启发，以五脏为主，对脏腑的生理、病因、虚实病证、正常脉象及死脉等进行了归纳，并分别配以治疗脏腑虚实的各种方剂。

其“肝胆虚实论治”中指出，肝脏“藏魂养筋者也，与足少阳胆之经相为表里”。引起肝病的原因是：“谋虑过制、喜怒不节、疲劳之极，扰乱其经”(《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肝病有虚实，“由是寒热见焉。方其虚也，虚则生寒，寒则苦胁下坚胀，时作寒热，胀满不食，悒悒不乐，如人将捕，眼生黑花，视物不明，口苦头痛，关节不利，筋脉挛缩，爪甲干枯，喜怒悲恐，不得太息。诊其脉沉细而滑者，皆虚寒之候也；及其实也，实则生热，热则心下坚满，两胁下痛，痛引小腹，令人喜怒气逆，头晕眦赤，悒悒先寒后热，颈直背强，筋急不得屈伸，诊其脉浮大而数者，皆实热之候也”。肝的不病之脉是“脉来弦而长”，如果“脉来弦而涩，或急而益劲如新张弓弦，或脉至中外急，急如循刀刃，啧啧然如按琴瑟弦者，此皆肝死矣”(《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肝气虚寒，治以柏子仁汤；肝气实热，治以柴胡散；治胆气虚冷，用茯神汤；治胆气实热，用酸枣仁丸。

“心小肠虚实论治”中指出，心“为形之君，外应于舌，主宰一身，统摄诸脏血脉，灌溉溪谷，内润五脏，外卫腠理，与手太阳小肠之经相为表里”(《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导致心虚实病证的主要原因是“忧愁思虑”。因其虚实，而见寒热焉。“方其虚也，虚则生寒，寒则血脉虚少，时多恐畏，情绪不乐，心腹暴痛，时唾清涎，心膈胀满，好忘多惊，梦寐飞扬，精神离散，其脉浮而虚者，是虚寒之候也；及其实也，实则生热，热则心神烦乱，面赤身热，口舌生疮，咽燥头痛，喜笑恐悸，手心烦热，汗出衄血，其脉洪实者，是实热之候也”(《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心的不病之脉是“浮大而散”，“反得浮涩而短，或前曲后据，如操带钩，此皆心死矣”(《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治心血虚寒用补心丸；心脏实热用导赤散；治小肠虚冷用椒附丸；治小肠实热用赤茯苓汤。

“脾胃虚实论治”中指出，脾“主于中州，候身肌肉，与足阳明胃之经相为表里。表里温和，水谷易于腐熟，运化精微，灌溉诸经”(《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若饮食不节，或伤生冷，或思虑过度，冲和失布，就会出现虚实病证。“方其虚也，虚则生寒，寒则四肢不举，食饮不化，喜噫吞酸，或食即呕吐，或卒食不下，腹痛肠鸣，时自溏泄，四肢沉重，常多思虑，不欲闻人声，梦见饮食不足，脉来沉细软弱者，皆虚寒之候也；及其实也，实则生热，热则心胸烦闷，唇焦口干，身热颊痛，体重腹胀，善饥善瘛，甚则舌根肿强，口内生疮，梦见歌乐，四肢怠惰，脉来紧实者，是实热之候也”。脾的不病脉是“脉来常欲中缓而短”。若“如鸟之啄，如屋之漏，如水之溜，此皆脾死矣”(《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治脾胃虚寒用进食散、附子建中汤、补真丸等，治脾胃壅实用泻黄散等。对胃热多渴，则用橘皮竹茹汤。

“肺大肠虚实论治”中指出，肺“为五脏之华盖，其气象天，其候胸中之气，布清气于皮肤，其政凉，其令肃，其主魄，是肺之司化也，与手阳明大肠之经相为表里”。肺“贵无偏胜之患”，或因叫呼，或过食煎煿，或饮酒过度，或饥饱失宜，遂导致虚实病变。“方其虚也，虚则生寒，寒则声嘶，语言用力，颇掉缓弱，少气不足，咽中干无津液，虚寒乏气，恐怖不乐，咳嗽及喘，鼻有清涕，皮毛焦枯，诊其脉沉缓者，是肺虚之候也；及其实也，实则生热，热则胸膈满，鼻赤口张，饮水无度，上气咳逆，咽中不利，肩背生疮，尻、阴、股、膝、髀、肘、足皆痛”。“脉来浮涩而短者，是不病之脉也”。如果“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病，按之消索如风吹毛曰死”(《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肺气虚弱用白石英汤，肺脏实热则用泻白散；大肠虚冷用诃梨勒丸，大肠实热则用槟榔丸。

“肾膀胱虚实论治”中指出“左为肾，右为命门，与足太阳膀胱之经相为表里。肾精贵乎专涩，膀胱常欲气化者也”(《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若快情纵欲，失志伤肾，或过投丹药，则会导致肾的虚实病证。“方其虚也，虚则生寒，寒则腰背切痛，不能俯仰，足胫酸弱，多恶风寒，手足厥冷，呼吸少气，骨节烦疼，脐腹结痛，面色黧黑，两耳虚鸣，肌骨干枯，小便滑数，诊其脉浮细而数者，是肾虚之候也；及其实也，实则生热，热则舌燥咽肿，心烦咽干，胸胁时痛，喘嗽汗出，小腹胀满，腰背拘急，体重骨热，小便赤黄，足下热痛，诊其脉浮紧者，是肾实之候也。脉沉濡而滑者，不病之脉也。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者肾病；至坚而沉如弹石辟辟然者死” (《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治肾脏虚弱可用十补丸、鹿茸丸、阳起石丸等，肾水燥少者用冷补丸，肾脏实热则用玄参汤；治膀胱虚冷用韭子丸，治膀胱实热用葵子汤。

严氏对脏腑虚实寒热辨证论治的归纳精辟扼要、提纲挈领，使人一目了然，更加切合临床实际。

(二)重视脾肾，提出“补脾不如补肾”

南宋时期，许多医家开始重视脾肾在人体的重要性，严氏也是其中之一。

1、重视脾胃

在《济生方》的许多篇章中，反映了严氏十分重视脾胃的生理、病理作用，并在治疗时注愈保护和扶持脾胃。

严氏指出：“夫人受天地之中(疑为气)以生，莫不以胃为主。盖胃受水谷，脾主运化，生血生气，以充四体者也”(《重订严氏济生方·呕吐翻胃噎膈门》)。脾“与足阳明胃之经相为表里。表里温和，水谷易于腐熟，运化精微，灌溉诸经”(《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脾胃主于中州，大腹小腹是其候也。若阳气外强，阴气内正，则脏气得其平，病由何生”(《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

严氏认为，“人之脏腑，皆因触冒以成疾病，惟脾胃最易受触”(《重订严氏济生方·夜症瘕积聚门》)，“若饮食不节，或伤生冷，或思虑过度”(《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就会伤动脾胃“冲和之气”，“如是阴气当升而不升，阳气当降而不降，中焦痞结，必成胀满”(《重订严氏济生方·胀满门》)，胀满不已，可出现种种变证。

在《济生方》中有不少治疗脾胃病的方法。

当脾胃虚寒时，出现“饮食不进，心腹胀满，四肢无力，吐逆，食不消，或手足浮肿，脏腑溏泄”，治之以壮脾丸，温中健脾和胃。

如“脾脏不和，不进饮食，上燥下寒，服热药不得”(《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则服六君子汤调补脾胃，协调阴阳。

当“脾胃壅实，口内生疮，烦闷多渴，颊痛心烦，唇口干燥，壅滞不食”(《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则用钱乙泻黄散清泻脾胃伏火。

若“胃热多渴，呕哕不食”(《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则用《金匮要略》橘皮竹茹汤加赤茯苓、枇杷叶、麦门冬。

若“因胃气先逆，饮酒过伤，或积风寒，或因忧思悒怏，或因蓄怒抑郁，宿滞痼癖，积聚冷痰，动扰脾胃，不能消磨谷食”(《重订严氏济生方·呕吐反胃噎膈门》)，遂致翻胃者，可服入药灵砂或太仓丸。

对于水肿的治疗，严氏主张“先实脾土”，认为：“脾实则能舍水，土得其政……江河通流，肾水行矣，肿满自消”(《重订严氏济生方·水肿门》)。实脾散乃其代表方。

同时，严氏还颇重视心、脾的关系，“盖脾主意与思，心亦主思。思虑过度，意舍不精，神宫不职，使人健忘。治之之法，当理心脾，使神意清宁，思则得之矣”(《重订严氏济生方·惊悸征忡健忘门》)。严氏创制了归脾汤一方，益气补血、健脾养心，为历来医家所推崇。后薛己又补入当归、远志，经历代的实践，更扩大了其应用范围。

2、强调“补脾不若补肾”

严氏不仅重视脾胃，更强调肾中“真阳”、“真火”对于维持脾胃正常功能的重要作用。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曾说：“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验，此病不可全作脾虚，盖因肾气怯弱，真元衰劣，自是不能消化饮食。”严氏在此基础上，明确强调：“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严氏的论述，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应当说明的是，“补脾不若补肾”，这是许叔微所没有得出的结论，其论对后世学术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自明代李时珍起皆以此说为许叔微的观点，这是失实欠当的。

严氏还列举了“真阳”、“坎火”在人体的重要性。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夫人一身，不外乎阴阳气血相与流通焉耳。如阴阳得其平，则疾不生；阴阳偏胜，则为痼冷、积热之患也”(《重订严氏济生方·痼冷积热门》)。关于沉寒痼冷之疾，严氏认为真阳亏损，脾胃虚寒多为其内因，而“坎火”不温则是最主要的，如其所说：“所谓痼冷者，阴毒沉涸而不解也……大抵真阳既弱，胃气不温，复啖生冷冰雪，以益其寒，阴结于内，阳不能胜，遂致呕吐涎沫，畏冷憎寒，手足厥逆，饮食不化，大腑洞泄，小便频数，此皆阴偏胜而为痼冷之证也”(《重订严氏济生方·痼冷积热门》)。

同时他还指出：“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致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腑溏泄。此皆真火衰虚，不能蒸蕴脾土而然”(《重订严氏济生方·五脏门》)。说明一些脾胃虚寒之证，实由“火不生土”所致，而真阳虚衰、坎火不温的原因，则往往因房室过劳所致。

对于有病喜吐痰唾，服八味丸而获效者，严氏分析其理说：“盖肾为水之官，肾能摄水。肾气温和则水液运下，肾气虚寒则邪水溢上。其间用山茱萸、山药辈取其补，附子、肉桂取其温，茯苓、泽泻取其利，理亦当矣”(《重订严氏济生方·咳喘痰饮门》)。说明八味丸治疗肾虚水泛之证，取其补、温、利而获效，其治法亦在“补脾不如补肾”之列。

自此以后，如薛己、张介宾、赵献可、李中梓等著名医家在论述脾肾和命门的时候，无不依许、严之论而立说。严氏关于脾肾的见解，对明代命门学说的完善和温补学派的形成，确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方剂学上的贡献

《济生方》辑录500余方，其中不少方剂出自《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或选自《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普济本事方》《活人书》和时贤著作。但有许多方剂则为严氏所创，或由其从前贤名方化裁而成。这些方剂常为后世方书所引用，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

1、创制新方

在《济生方》中，严氏创制的新方甚多，清代汪昂《医方集解》中选录了其中的清肺饮、四磨汤、归脾汤、蠲痹汤、橘核丸、实脾饮、辛夷散、百花膏、导痰汤、鳖甲饮子、紫苏饮、清魂散、抑气散、当归煎等，《济生方》中的实脾饮、橘核丸、归脾汤、加味肾气丸、十补丸、四磨汤、小蓟饮子、消风散、导痰汤等方剂则为后世许多方剂学专著或教材所引用。这些方剂可以说是严氏临床经验的结晶。

2、化裁名方

严氏对于前人的方剂，并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而是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灵活变化。如选自《直诀》的导赤散，严氏增加了黄连、麦门冬、半夏、地骨皮、茯神、赤芍、黄芩，加强了该方的清心泻火作用；《和剂局方》的省风汤，严氏增加了半夏、甘草，以增强其化痰作用；《和剂局方》的胃风汤，严氏增加甘草，以调和诸药；华佗的五皮饮，严氏加入地骨皮、甘草皮改名七皮饮；选自陈言著作的谷疸丸，严氏增加了一味牛胆；补真丸脱胎于《本事方》中的二神丸。上述创制的新方中也有化裁名方而成的，如严氏结合临床肾虚腰重，脚重，小便不利的特点，在金匮肾气丸中加入牛膝和车前子，增强了利水下趋的功效，后人遂名之为济生肾气丸；再如《本事方》中有治“脾元虚浮肿” 的实脾散，严氏在许氏方的基础上加入厚朴、白术、木香、茯苓，作为治阴水、实脾土的主方，则更有效验。

3．广集单验方

《济生方》中还收集了许多单验方，介绍了不少民间行之有效的方药。这些单验方虽难以一一考证其出处，却为后人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如治疗脏毒下血的蒜连丸，用一味黄连为末，煨大蒜，杵为丸服；治下痢(称肠风泻血)，则用一味椿根皮为末，醋和为丸服治疗血证的大蓟汁饮、锦节丸、藕节饮，都是简便验的方药；治疗唇燥裂生疮，用一味橄榄灰拌猪脂外涂；栀子仁治酒齄鼻；香墨葱汁液滴治鼻出血；香附子、青盐牢牙去齿疾等。更奇特的是治疗耳聋的鸣聋散，用磁石豆大一粒，穿山甲炮为末一字，棉裹塞耳，再口衔小生铁，觉耳内如风即住。治法奇特，当为磁疗的较早应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