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张仲景的族人亦多数亡于伤寒之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东汉末年杰出医学家。名机。传曾任长沙太守，因又称“张长沙”。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少时于洛阳遇同郡何颙，颙谓之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名医。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后在荆州遇王粲，时年二十余，谓其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服五石汤可免。粲受汤勿服，后果如其言。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死者甚众。张仲景宗族亦死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痛感之余，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研《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著，撰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其立方法度严谨，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后经整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流传。被后世尊为“医圣”。

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结合当时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现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分别加以叙述：

1.《伤寒论》与六经辨证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直接渊源于《黄帝内经》。张仲景十分重视《内经》的研究，尤其对《素问·热论》等篇下过很深的工夫。《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这既是《内经》对热性病病因所作的分析，又是给伤寒病所下的定义。故张仲景直接把热性病称为伤寒病。伤寒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伤寒是外感热性病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急性传染病在内；狭义的伤寒则专指伤于风寒而言。张仲景所论为广义的伤寒。

《内经》对于外感风寒的疾病已经初步提出了六经传变的问题。《素问·热论》曾经指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内经》对伤寒病的发病过程、主要证候、治疗原则等，已有了基本的认识，为观察分析外感热性病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但是，《内经》把伤寒病的病程简单地归结为十二天，而且认为是按顺序一天传一经，似乎毫无例外，在治疗原则上，规定三日以内用汗法，三日以上用下法；对本病的不同表现又按五脏加以分型，这些论述有的未免过于机械，不一定符合临床实际。

张仲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考察了整个外感病的发展变化过程。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盛衰程度、病人正气的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条件，寻找发病的规律，并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些都总结在《伤寒论》一书中，此书分十卷，共计397条，概括起来即是以六经论伤寒。张仲景参照《素问·热论》六经传病的原则，把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综合症状概括为六个类型，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并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任何一个类型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外感热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或病程的某个阶段所呈现的综合症状。六经彼此之间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并且能互相传变。张仲景继承发扬了《内经》中有关六经传变的合理内容，扬弃了其中某些简单机械的论述，认为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外感病不一定按照六经的次序或规定的日期传变。因此有的传，有的不传，有的为循经传，有的为越经传，还有的直中某经；有的病在一经，有的还可二经、三经并病或合病；病邪在某一经的时间可能是二三日，也可能延长至七八日不等。总之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这样就比《内经》所论高明得多，也更加切合临床实际。

关于六经的具体所指，亦有不同看法，六经究竟是指手六经，还是指足六经？宋代朱肱《南阳活人书》说是指足六经，即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但实际上足经生病与手经密切相关，如足阳明胃经的腑证腹有燥屎，就与手阳明大肠经有关；少阴篇所述脉微细，但欲寐等证，不但与足少阴肾经的肾阳衰相联系，而且与手少阴心经的心阳虚衰有关。因此六经病应当包括足六经和手六经，也就是十二经，而十二经又络属各个脏腑，这样，就把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与整个脏腑经络相联系起来，所以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实际上乃是整个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在六经病中，三阳病多属热证、实证，三阴病多属于寒证、虚证。由于经络与脏腑相连属，所以伤寒病在传变过程中，在证候变化方面，有表里之分，寒热之异，虚实之别。在表里寒热虚实中，又以阴阳为总纲，这就为后世的八纲辨证奠定了基础。

《伤寒论》较详细地介绍了六经辨证的特点，论证明悉，施治精当，能具体指导临床实践，现分别简介如下：

(1)太阳病：外感热病的初期阶段，主人体之表，主要症状为恶寒、发热、头项强痛等。太阳病可分为太阳经证即太阳表证，还有太阳腑证。太阳表证又可分为三种情况，除了发热、脉浮、头痛是共同的症状以外，凡汗出恶风、脉浮缓的称为中风，属太阳表虚证。凡汗不出，恶寒而脉浮紧的称为伤寒，属太阳表实证。发热而渴，不恶寒的为温病。表虚证宜调和营卫，当用桂枝汤解肌发汗；表实证宜开腠理，驱寒邪，须用麻黄汤发汗解表；温病则宜辛凉解表。还有邪入膀胱的蓄水证和蓄血证，称为太阳腑证。蓄水证用五苓散化气利水。蓄血证则用抵当汤等祛除瘀血。

(2)阳明病：为里实热证，是一般外感热病呈现高热，不怕冷，口渴，汗出，热不退，大便燥结，神昏谵语，脉象洪滑有力，舌苔黄厚等一系列症状。阳明病可以分为“经证”和“腑证”两大类型。经证是指邪在阳明经，多系散漫无形之热，症状表现有高热、自汗、大渴引饮、脉搏洪大等；腑证是病邪在阳明胃腑，有燥屎结聚，将出现潮热、便秘、腹满、胀痛、谵语、脉实等症状。凡阳明病，多用清、下两法治疗。对阳明经证的散漫无形之邪热，须用白虎汤清解。对阳明腑证结聚有形之燥屎，当用承气汤泻下。承气汤有三种：凡治心烦腹胀满者，宜用调胃承气汤；治谵语、潮热、腹大满而不通的，可用小承气汤；治谵语、潮热、腹满痛而拒按者，则用大承气汤。此外还根据肠中津液枯燥因而导致大便困难等情况，改用麻子仁丸、蜜煎导法或猪胆汁导法等同样可以收到润下通便的作用，有的更适合于治疗虚人之大便秘结。

(3)少阳病：系指外感热病呈现口苦、咽干、目眩、耳聋、目赤、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不欲食、脉弦等症状者。这是半表半里证，宜用小柴胡汤和解，一般忌用汗、下两法，但可视其兼证情况而分别斟酌用之。如少阳病兼有表证，则可兼用解表法，宜用柴胡桂枝汤；如兼有里证，可兼用泻下法，宜用大柴胡汤或柴胡加芒硝汤等。这就必须辨证全面而准确，才能加减化裁得当。

(4)太阴病：这是阴经病之一。阴经病多从三阳病传来，一般不发热。太阴病常见腹满、呕吐、腹泻、口不渴、食不下、脉缓等症状。虽与阳明病同属里证，但性质相反，前者属实证、热证，后者属虚证、寒证。阳明病系胃肠燥热的里实热证，而太阴病是脾胃虚寒的里虚寒证。对于太阴病的治疗，宜以温中焦、助脾阳、祛寒、燥湿为主，理中汤则是常用方剂。

(5)少阴病：亦属里虚证。此病常见脉细微，四肢厥冷，嗜睡，畏冷蜷卧，渴喜热饮，饮而不多等症状。这是少阴本证，属于心、肾之阳两虚，多系阳气衰微，营血不足。治疗一般宜回阳救逆，温经散寒，须用附子、真武、四逆等汤急救。少阴病的另一种情况，就是阴极似阳，里真寒而外假热，反而出现发热、面赤、烦躁等症状。治疗当以逐寒回阳为原则，急用通脉四逆汤或白通加猪胆汁汤主治，不可误认为热证而用苦寒之剂攻治。

(6)厥阴病：这是比较严重的阴经病。在临床症状上，表现比较复杂，主要是上热下寒，以及厥热胜复等。对于厥阴病的治疗，只能因证而异，不可拘泥一法。上热下寒证多由误治而来，治疗此病之方药宜寒热并用。如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可用乌梅丸治之。此方味酸苦辛俱备，寒热并用，邪正兼顾。对于厥证，如血虚寒滞，手足厥冷，脉微欲绝者，可用当归四逆汤温经散寒，养血通脉。蛔厥则用乌梅丸安蛔止痛，寒厥用温法施治，热厥则以清法治之。张仲景再三强调，治疗厥病尤当细心辨认证候的热多寒少，寒多热少，并掌握病机的进退，及时治疗，才不致贻误病情。

《伤寒论》除了介绍各经病证的特点和相应的治法之外，还说明了各经病证的传变、合病、并病，以及因处治不当而引起的变证，坏证与其补救方法等。通过六经证候的归纳，可以分清主次，认识证候的属性及其变化，从而在治疗上可以掌握原则性和灵活性。正如《伤寒论》第十六条所说:“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张仲景对辨证论治原则所作的最扼要、最精萃的概括。总之，张仲景强调在辨证的基础上进行治疗。对三阳病以消除病邪为主。对三阴病，则以恢复机体抗病能力为其基本治疗原则。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既有严格的原则性，又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真正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2.《金匮要略》的基本内容

《金匮要略》以疾病分篇，全书共二十五篇，内容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妇等科。其中外科仅一篇，有关妇产科的三篇，有关急救及食禁等内容的三篇，其他十八篇全是内科病的辨证治疗。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冠于全书之首，是全书的总纲。本篇对杂病的预防、病因、病种、传变、诊断方法及治疗原则等，均有概括的论述。它很重视疾病预防，开篇即写道：“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这里继承发扬了《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并把能否掌握早期治疗、积极防止病情传变作为区别“上工”和“中工”的标志。本篇还最早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病因学说，它明确指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是最早把病因分为三类的论述，后来南宋陈言的三因学说，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从第二篇至第十七篇以及第十九篇，是专论内科病的部分，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篇章分别论述了痉、湿、暍、百合、狐惑、疟疾、中风、历节、虚劳、肺痿、肺痈、奔豚、心痛、咳嗽、上气、腹满、宿食、痰饮、消渴、水气、黄疸、吐血、反胃、腹泻等三十多种病证，都是常见的内科疾患。

第十八篇为外科，论述了疮痈，肠痈，浸淫疮等疾患。第二十至二十二篇专论妇产科，叙述了妊娠、产后及妇人杂病的脉证和治疗。这些均为后世有关专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十三篇记载了救自缢、溺死、中暑(暍)、坠马及卒死等的急救方法。如救自缢死：“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还配合按腹及按摩屈伸四肢进行急救，这是最早关于人工急救法的具体记载。第二十四、二十五两篇，共论饮食宜忌及中毒的抢救，对后世影响亦较深。但从二十三至二十五篇，是否为张仲景之原著，历代医家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这三篇大约为后人所附。清人陈修园曾经指出：“按《金匮》自二十三至二十五篇，前贤断为后人所续，删之不使朱紫之混，确有卓识；然竟删之，恐嗜古者有阙而不全之憾，不如姑存其说，以供参考。”陈氏之说是不无道理的。《金匮》第二十三篇明明说：“右疗缢、溺、暍之法，并出自张仲景为之，其意殊绝，殆非常情所及，本草所能关，实救人之大术矣。”此段文字显系第三者的语气，并非出自张仲景的手笔，其为后人所撰是无疑的。但也不能排除上述一些治法是从张仲景那里流传下来的。

《金匮要略》同样继承了《内经》的思想体系，书中运用了《内经》的阴阳五行、 脏腑经络学说，并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的理论依据。在诊断方面，不仅综合运用了望闻问切四诊，而且对舌诊和脉诊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如该书“腹满寒疝宿食第十”说：“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意即腹满拒按、舌苔发黄的病人，应当采取下法治疗，经攻下之后舌上黄苔自然会消失。舌苔既是辨证的依据之一，又是检验疗效的标志之一，这就说明了舌诊的重要性。在脉诊方面，有所谓舍证从脉或者舍脉从证的提法，脉与证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同一种脉象，可以见于几种不同的疾病，如疟疾多见弦脉，而胸痹、寒疝、痰饮、腹痛等亦可出现弦脉。即使是同一种疾病，又因体质、证候及病位等的不同，也可以呈现多种不同的脉象。如该书“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所指出的那样：“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因此《金匮要略》强调脉证合参，进行综合分析，反对孤立片面地看问题，这无疑是从临床实际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通过现存《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的分析，可以看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实际上已经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清、温、补、消(利)八法，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并用以具体指导临床实践，为后世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方剂学与临证医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为了适应临证医学发展的需要，方剂学必须得到相应的发展。早在《内经》所载医方中，对半夏汤的配伍、煎法和服法已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居延汉简中关于医药方剂的记载，特别是武威出土的汉代医药简牍中的医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以前的方剂学水平。到了东汉末年，通过张仲景的临床运用和总结，使方剂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际收方269首)，使用药物达214种，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故被誉为“方书之祖”。

《伤寒杂病论》在方剂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提出了完整的组方原则

中医处方并非许多药物的杂乱混合，而是有着严密的组方原则。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方剂组成，以及方中药物的加减化裁等，均提出了较严格的要求。试以麻黄汤为例。这是治疗恶寒、发热、头痛、骨节疼痛、脉浮紧、无汗而喘等伤寒表实证的方剂，药仅四味，却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相配合的组方原则。该方以麻黄为君，疏表发汗以散寒，宣利肺气以平喘，在方中起主导作用，故称为君药。桂枝为臣，可温经通阳，发汗解肌，既可助麻黄以发表，又能解肢体之酸痛，可以起辅助君药的作用，因而称为臣药。杏仁是佐药，助麻黄平喘。甘草系使药，在方中起调和诸药的作用。根据病情变化和兼证的不同，处方又有所加减化裁。如麻黄汤倍麻黄，加石膏、生姜、大枣即成为大青龙汤，用以主治风寒表实证而兼有内热烦躁者，并治风水肿。麻黄汤减去桂枝，加薏苡仁，又成了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用以主治风湿一身尽痛，午后发热较甚者。由此可知，张仲景的组方原则既很严格，又有较大的灵活性，这正是为了适应“随证治之”的需要。

（2）将八法具体运用于方剂之中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已经运用了八法。所谓八法，即汗、下、吐、和、温、清、补、消(利)等八种治疗方法。汗法实际上是指解表，书中所载桂枝汤、麻黄汤系辛温解表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则用于辛凉解表，麻黄附子细辛汤却是温经解表。其他各法亦综合运用，如瓜蒂散用于催吐，属吐法；诸承气汤为峻下，麻子仁丸为缓下；柴胡汤用于和解表里，属于和法；四逆汤、附子汤等为温法；白虎汤用来清除阳明经证之实热，是清法；用于治疗阴虚血少、心阳不振而脉结代的炙甘草汤乃补法；用于治疗干呕食臭的生姜泻心汤则是消法。运用八法治病，其总的原则不外乎扶正祛邪。如大承气汤攻下，瓜蒂散催吐，是为了祛邪；而炙甘草汤治脉结代则是为了扶正。也有一些方剂攻补兼施，祛邪与扶正并重，如白虎加人参汤，既可祛实热之邪，又可补津液之虚。十枣汤先泻水饮乃是祛邪，后进稀粥乃是扶正。方剂学的发展，为八法的运用创造了条件，而八法的运用，更加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

（3）创造了许多剂型

在《伤寒杂病论》中，所创造和运用的方剂剂型种类之多，更是远远超过以往医学文献及竹简帛书所载的医方内容。据初步统计，该书所载方剂大致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等不同类型。单是《金匮》“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篇”中，除了记载一般方剂外，还提到了“红蓝花酒”、“矾石丸方”、“蛇床子散方、温阴中坐药”，“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从这些不同剂型及其不同使用方法来看，也说明了治疗手段的不断增加。这不仅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而且是临床医学不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标志之一。

（4）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书中所载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切合临床实际，这些都是经实践检验而至今屡试不爽的有效方剂。如治疗阳明热盛及暑热的白虎汤，主治脾阳不运所致痰饮的苓桂术甘汤，治疗表有寒而里有热的大青龙汤，治疗悬饮的十枣汤，治疗黄疸的茵陈五苓散，治疗胸痹、心痛彻背的瓜蒌薤白半夏汤，治疗干呕、哕逆的橘皮竹茹汤，治疗虚劳腰痛、消渴等病的肾气丸，治疗虚劳和虚烦不眠的酸枣仁汤，治疗先便后血的黄土汤，治疗热痢下重的白头翁汤，治疗肠痈的薏苡附子败酱散、大黄牡丹皮汤，治疗妇人经漏或胎产前下血的芎归胶艾汤等，都是后世常用的方剂，有的甚至还扩大了使用范围。如肾气丸，用于治疗消渴(包括糖尿病等)及肾虚腰痛等症。今天常用于滋阴补肾的六味地黄丸，实际上也是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加减化裁出来的。

本书在流传过程中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成书不久即散乱于世。西晋时，太医令王叔和搜采伤寒部分整理撰次，编纂成《伤寒论》。北宋治平二年（1065）由校正医书局林亿等将其整理校勘，并刊刻颁行。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赵开美校刻《仲景全书》本、日本宽政九年（1797）刻本、1912年武昌医馆刻本、1923年恽铁樵据明万历赵开美刻本影印本。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渡舟《伤寒论校注》本，是为晚近之通行本。

至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宫藏书匮中发现蠹简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书分上、中、下3卷，实为《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金匮》时，依据此本，删去上卷伤寒部分，保留中、下两卷杂病和妇人病两部分，并把下卷方剂分列各证之下，重新编成《金匮要略方论》，分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并由此演变出各类版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的《金匮要略方论》初刊在宋治平三年(1066年)，但原刊本已佚。南宋时有一版本为书帕本，此本虽已早佚，但现存一种明代无名氏据南宋书帕本的仿刻本，曾收藏于日本聿修堂中，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亦存一部。元代根据南宋书帕本的复刻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书名为《新编金匮方论》，卷首有“邓珍序”，作序时间为“至元庚辰”(1340年)，这是现存最早的一种《金匮要略》刊本。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在刊《仲景全书》时据邓珍本重新刊刻的《金匮要略方论》(称赵开美本)，为现存较早、且为国内学者公认较好的《金匮》传本。明嘉靖年间(约1522年～1566年)俞桥氏刊《金匮要略方论》(称俞桥本)，1929年商务印书馆所编《四部丛刊》中之《金匮要略》初印本即据俞本影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吴勉学校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时刊入《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称《医统正脉》本)。《四部丛刊》第2次刊印(即1936年印本)改用吴本，不再用俞桥本。清以后刊本较多，主要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文瑞堂刊本，康熙六十年(1721年)宝纶堂刊本，光绪二十年(1894年)成都邓氏崇文斋刊本，以及1912年江东书局石印本，195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6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等。

《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成书不久即散乱于世。西晋时，太医令王叔和搜采伤寒部分整理撰次，编纂成《伤寒论》。北宋治平二年（1065）由校正医书局林亿等将其整理校勘，并刊刻颁行。

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宫藏书匮中发现蠹简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书分上、中、下3卷，实为《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金匮》时，依据此本，删去上卷伤寒部分，保留中、下两卷杂病和妇人病两部分，并把下卷方剂分列各证之下，重新编成《金匮要略方论》，分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并由此演变出各类版本。

《伤寒卒病论》集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自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并遵循六经辨证的原则，治疗外感热性病，而以脏腑辨证的原则治疗内科杂病，就连处方也多用该书原方。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如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钱乙、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金代的成无己、刘完素、张子和、李杲，元代的朱震亨，乃至明清时期的许多医家，无一不重视《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历代医家都很推崇张仲景的著作。梁代陶弘景说:“唯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唐代孙思邈也说：“伤寒自古有之，名贤俊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千金翼方·卷九》)。金代刘完素认为《伤寒杂病论》“使后之学者有可依据”(《素问玄机原病式》)。李杲进而赞颂说：“易水张先生曰：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朱震亨亦颂扬说:“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明代吕复评价说:“盖一证一药，万选万中，千载之下，如合符节。”清人方有执指出：“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法，方法俱备，唯仲景此书”(以上均见于黄竹斋《医圣张仲景传》)。日人尾台榕堂氏说:“长沙为千古用方之祖，然其方则咸出于三代圣贤之精制，长沙特集其大成耳。其方简明正严，条理秩然，宽猛之治，和攻之法，无不周详赅备。故苟能讲悉谙练以精究其意，推广其义，则万病之治可运之掌也”(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二十三·方论》)。自唐宋以来，《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远及海外，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地均有不少人研究仲景学说。日本的汉方医学家们不仅认真钻研《伤寒杂病论》，而且直接采用该书的原方治病，还把其中的某些方剂制成成药，广泛应用于临床。